綿陽市九洲體育館災民救助點的孩子們，在心理專家的指導下接受心理治療。
 
      汶川地震后，很多細心觀眾從電視播報的畫面中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被從瓦礫中營救出來的孩子，大多并沒有哭喊，他們表情麻木、遲滯，似乎對外界失去反應能力，這種狀態同樣也表現在一些幸存的成年人身上。
 
      5月16日，中國心理學會在即將趕赴災區進行心理援救前，召開了記者見面會，向全社會提出了“科學”、“理性”地進行心理救援的呼吁。
 
30%的人心理創傷將持續幾十年
 
      根據心理學定義，判斷心理創傷性事件有3個標準：危及人類生命；不可預期；無論做什么也無法阻止。北京大學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創傷治療師方新說，汶川地震無疑具備上述3個條件，屬于重大心理創傷事件。她說：“在創傷事件發生后，有70%的人可以通過自身所具備的應付策略自然恢復。而高達30%的人群，將從災后幾天到幾十年，陸續出現不同的癥狀。”這些人如果得不到專業的救助與治療，將因此發生人格的改變、扭曲，而且很可能終身無法痊愈。
 
      正在進行唐山地震30年心理創傷研究的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博士楊凱文，介紹了對唐山市民的心理評估，結果表明，在唐山地震20～30年之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創傷后精神障礙的問題。目前有高達75%的幸存者，存在回避問題：拒絕看、聽與地震相關的場景和事件，拒絕回憶或講述與地震相關的情節和過程。回避問題，只是其中的問題之一，在其他許多問題上，唐山市民存在精神障礙的比例比普通城市的市民高出近10倍。
 
      楊凱文將唐山地震發生時還是青少年的市民分為兩組，第一組是震時未滿5歲的兒童，第二組是5歲到十幾歲的青少年。30年后這些當年的孩子中，存在大量人格扭曲、障礙的問題，特別是第一組兒童，他們目前都不到35歲，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在地震發生時，年齡越小的兒童，長期遺留的問題也越嚴重。針對在這次汶川地震中大量校舍坍塌、中小學生遭受創傷嚴重的現狀，楊凱文提出，對中小學生的心理救援任務，將格外嚴峻與緊迫。
 
共情作用，每個人都有可能崩潰
 
      從電視和新聞圖片中，除了麻木遲滯的反應外，我們也可以看到，為數眾多的另一些人則處在一種“亢奮”的狀態中，他們不知疲倦地奔走、救人，忙于種種事務，或者只是不知疲倦地訴說著。方新說，這是一種正常幸存反應。這種反應也傳遞給了營救人員、醫護工作者，甚至是現場新聞記者。他們在短時間內將突破自己體力的極限，超負荷工作。正如亢奮情緒可以波及、影響眾多人員，在短時間的亢奮后，精神崩潰也有可能波及到親歷者以外的人群。
 
      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錢銘怡說，盡管目前由于交通、通信不便，我們無法準確掌握災區的信息，然而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的情況表明，處在抗震救災一線人員的心理狀況值得憂慮。
 
      方新將創傷危機分為3個級別，危機的第一級別是親臨地震的幸存者，他們被恐懼、無助、被別人死去自己卻活下來的內疚感而壓倒。第二級別就是出現在救災一線的營救人員、醫護人員和新聞工作者，他們因為工作強度大，因為無法救更多人的自責感，而瀕臨崩潰。第三個級別則涉及到通過電視、網絡、報紙目睹災情畫面的每一個旁觀者。學術界稱之為“替代性創傷”，楊凱文解釋說，由于每個人都具有“共情”能力，所以每一個人，甚至包括心理工作者，都有可能因替代創傷而崩潰。很多旁觀者甚至可能指責自己、指責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在這樣的大災難面前，居然無所作為。
 
      從目前中國心理學會掌握的情況，很多位于北京的心理咨詢機構都接到了明顯高于平日的預約求診電話，很多人在看了災情畫面后無法承受，出現了生命不可測等悲觀、沮喪的情緒。
 
      一些人對電視、廣播提出了指責，說你們居然還在播放娛樂節目。錢銘怡認為，從心理學角度看，這些指責是不科學的。現在更需要適度的娛樂節目，對公眾的心理壓力進行疏導與釋放。同時她呼吁媒體，為了保護幸存者，不要追問受災過程的細節；為了保護公眾，不要播放過于慘痛、血腥的災情畫面。針對那些希望成為志愿者的人，她呼吁，不要盲目趕赴災區，否則一旦成為替代創傷的患者，反而為救援工作增加更多的負擔。
 
牽連1000萬人，只有33位醫師
 
      在記者見面會上，即將奔赴災區的中國心理學會將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比做一場遭遇戰。記者認為，從心理學的角度，將其比喻為挽救靈魂的遭遇戰更為貼切。
 
      國外經驗表明，這場戰役將分3個階段來進行，第一個階段是震后一周，在這個階段中挽救生命、保障安全是工作的重點。第二個階段是震后3個月內，這一階段將重建社會支持，對創傷者進行情緒疏解和哀傷輔導。
 
      第三個階段將是一場持久戰。據統計，地震發生3個月后，幸存者的自殺行為將逐漸顯現并持續增加。在此后的幾十年內，地震帶來的心理創傷將在不同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持續并存在。他們中很多人如果得不到救助，將在未來幾十年逐漸出現酗酒、吸毒、抑郁和自殺傾向。目前的數據表明，在酗酒、吸毒、抑郁和自殺傾向的人群中，經歷過創傷事件的人占有很高的比例。對一些人的治療甚至可能要持續幾十年。
 
      從目前的資源與需求配置上看，初步估計，汶川地震直接波及的人群數字高達1000萬人。而創傷心理治療隊伍全部人員數字，目前無法得知，但中國心理學會屬下的、具有國際資格認證的專業創傷心理治療師，只有33人；盡管算上一些長期從事創傷心理輔導的資深人員，這個數字可以有所增加，但面對1000萬人的潛在需求，這場可能持續幾十年的靈魂遭遇戰，其艱巨與慘烈程度可想而知。
 
      目前有不少心理工作者、心理學專業的研究生趕赴災區，開始對幸存者和一線人員進行心理輔導。對此錢銘怡指出，創傷事件的心理治療是一個相當專業的領域，不是任何一個有心理咨詢或治療資格的人都能勝任的。非專業創傷治療人員，在這種情形下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們中間很多人，在處理這種事件時經驗不足、自身“免疫”能力不足，使得很多心理工作者感染“替代性創傷”，自身反而成為需要救助的對象。
 
      幾天后將首批趕赴災區的3個創傷治療隊伍，首先要擔負起的就是對一線心理工作者的培訓任務，為期兩天的培訓，將重點傳授創傷治療中的“穩定性技術”。這項技術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幸存者，特別是中小學生，重建和恢復身體的安全感。
 
靈魂戰役也要統一調度和管理
 
      唐山地震時，我國國力弱，創傷治療在國內完全是空白，遺留了大量存在的心理障礙的人群是可以理解的。而在2003年非典危機時，創傷心理治療的需求逐漸顯露出來，當時，中國心理學會就曾向國家呼吁，建議建立創傷事件心理干預的體系，卻沒有能引起足夠的重視。此次汶川地震受災面積廣、涉及人群龐大，在這場艱巨的遭遇戰面前，除專業人員不足外，管理與調度的缺陷也充分暴露出來。
 
      僅共青團中央一家，就有3個不同的部門分別找到中國心理學會要求調派心理工作者。錢銘怡認為，缺乏統一調度對心理治療工作是相當危險的，有些地方可能沒有心理工作隊到達，有些地方則可能先后遇到多支隊伍。對幸存者來說，遇到幾個隊伍、被詢問相同的問題，不僅不能使他們獲得幫助，反而可能使情況更加嚴重。心理救援工作特別需要國家的統籌管理與安排，她呼吁中央應該出面或責成某部委牽頭，統一協調災后的心理干預。
 
      錢銘怡建議，在短期內，可以在災區建立心理救援站，并逐步發展為固定的心理診所；在更長的時間內，對幸存者的心理狀況進行跟蹤輔導，避免唐山的危機在汶川再度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