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摘自狄更斯《雙城記》

迄今國內醫療領域最大的投資項目—中關村國際生命醫療園—終于又有了新的實質性舉措。

在前后歷時4年的曲折之后，這個全國矚目的“北大國際醫院”和“北京協和醫學中心”，投資總額約60億元，將于年內先后破土動工。

這一被業內視為“推動北京醫療產業的現代化”的項目，由于其“不用政府投一分錢”的融資模式，北大與協和一路走上了市場化融資的險途，歷經曲折。

都是長庚惹的禍

故事應該從北京的奧運承諾講起。

在北京當年的申奧計劃書中，北京曾承諾，在北京郊區建設一座5000 張床位的國際性大型醫院。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是最早開始垂涎這一項目的人選之一，也是北京市政府最青睞的候選人。

多元化的市場籌資是2008年北京奧運的一大特色，與其他項目一樣，“奧運醫院”也開始了市場化之路，但非營利的天性與市場化融資的要求注定了“奧運醫院”的路途不可能一帆風順。

2002年3月前后，臺商王永慶與北京市政府簽訂相關協議，拿下了這一國內最大的醫院項目，計劃投資4億多美元在北京郊區設立一座5000張床位的“長庚醫學中心”，以供2008年北京奧運會使用。

按照王永慶當時的規劃，這個定位為現代化標準的國際性大型醫院將建設5000張病床，其規模超過國內任何一家醫院。

王永慶此舉，得到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在北京市政府幫助下，長庚醫學中心選址在位于北京昌平回龍觀鎮的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區。該區二期工程約120公頃的土地準備給長庚醫院使用。2002年3月初，臺灣長庚醫院派了5名長庚人員到北京準備醫院動工事宜，并在北京市朝陽區松榆里設立籌備處，辦公室的租金和訂金也都預付。但不久情況發生大轉折—臨時辦公人員撤回臺灣，長庚醫院突然宣布暫停。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國家政策規定不允許外商建獨資醫院，而長庚醫院一度堅持獨資。后來經過多方協商，長庚采取了變通方式：在國內設立了一個基金會，由基金會對醫院進行投資。這將避開政策限制。但由于臺灣推行的系列政策，令王永慶的資金不能到位，基金會遲遲未能成立。臺灣“審委會”以島內企業赴內地投資中沒有醫療類別、缺乏審批依據為由，將長庚醫院在內的一些醫療投資項目的申請報告擱置起來，王永慶“長庚計劃”隨之落空。

協和，起大早趕晚集

正是“長庚計劃”的落空，才有了北大和協和介入這一項目的機會。

由于這一項目關乎到北京市政府在申奧中的承諾，隨著2008年國際奧運會一天天靠近，擁有大型配套設施的國際性醫院動工迫在眉睫。

王永慶“長庚計劃”的落空，著實給北京市政府出了道難題。當時北京市市委領導人拍板，“長庚醫院臺灣方不做，我們做。”

土地征用只是與長庚方面達成意向，收回沒有任何法律障礙。但收回土地后由誰來做？怎么做？北京市政府為此召開了多次內部會議，研討出路。長庚醫院退出后，國內一些個體投資商紛紛找上門來，但均遭婉拒，因為“這是北京市乃至全國的大工程”，必須慎重行事。

經過幾番探討，北京市政府作出初步決定：由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牽頭，聯合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北京腫瘤醫院等一起運作。

然而，這時的協和，卻似乎沒有感受到這一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對于項目的投入熱情并不大。據業內人士分析，協和一開始的動作遲緩，一方面是沒有估計到其他有實力和協和扳腕的競爭對手對這一項目的熱情；另一方面更在于由于協和長期以來的建設都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撥款，自然缺乏市場融資的思維，遭遇到了融資方面的障礙只得放緩步伐。

應該說，初時北京市政府并沒有考慮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是“半路殺出”，且后來居上。北大能爭取到這一“奶酪”，一方面與北大的積極態度分不開；而另一方面也與協和介入之后的動作遲緩不無關系。
于是本來一個完整的項目，由于北大的介入被一分為二，曾任北大國際醫院常務副總經理的王玉玲這樣說：“協和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醫療巨無霸，所以剛開始，這個項目就落在了協和的頭上，但協和的思維畢竟是計劃經濟的，缺乏市場化融資的思維來推動這一項目，就給了我們介入的機會。”

北京大學橫刀奪愛

“就是你這個王玉玲，使得一個好端端的項目分成了兩家醫院。”后來與王玉玲關系甚好的協和醫學中心負責人徐東曾開玩笑地對王說過，對于原本屬于協和嘴里的“肥肉”卻掉了一半到北大的嘴里，多少有幾分無奈。

北大擁有全國數一數二的醫療資源，但由于以往醫院平臺的限制，這些資源并沒能有效地整合起來，因此，打造一個大規模的醫院平臺，更有效地彰顯北大的醫療品牌和實力，一直是北京大學的夢想。

但北大接觸到這一項目，著實有些偶然的成分。2003年3月底，中關村管委會有關人士與時任北大產業辦副主任的王玉玲在一起談事，偶爾提到這個項目，王立時眼睛一亮：北大何不介入，也建一座大型國際醫院？

王玉玲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是留學英國的醫學博士，又在世界銀行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接受過專業化訓練，對打造國際性醫院有獨特的敏銳眼光。此時，北京醫科大學與北京大學已合并，成立了新的北大醫學部，擁有豐富的醫療資源。王的建議立即得到北大高層一致贊同。

2002年7月，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教授、校長許智宏院士、常務副校長韓啟德院士聯名向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寫信，懇切表達了北大建國際性醫院的需要。

2002年10月，北大被正式納入該項目，與北京協和方面共建。2003年1月9日，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組織召開會議，將該園區定性為“中關村國際生命醫療園”，并對兩家進行了用地分配。

二期工程土地并沒有完全交給兩家醫院。據《中關村國際生命醫療園控制性詳細規劃》功能分區圖顯示，北大國際醫院的規劃總面積約為30公頃，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約27公頃，其余用地分別被標示為科研產業用地和業務配套設施、公共配套服務等用地。

后進入的北大確實顯示了它們在市場融資上更強的信心。北大國際醫院董事長王杉曾自豪地說，北大打造國際醫院采取的是全新運作模式，所有資金將通過融資獲得，“不要財政一分錢”。

2003年1月，由北京大學、北大方正集團、北大資源集團三方出資共同組建成北大國際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來負責籌建和管理北大國際醫院。其中北大控股40%，北大方正、北大資源分別各占30%股份，注冊資本2億元人民幣。

在當年5月，該公司召開董事會后，基本確定了管理層人選。北大醫學部主任助理王杉任公司董事長，北大方正集團副總裁張國祥為公司董事、總經理，北大產業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王玉玲則為董事、常務副總經理，名譽董事長則由北大常務副校長兼醫學部主任韓啟德擔任。

2003年8月，由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主辦的北大國際醫院、北京協和醫學中心進駐中關村國際生命醫療園簽約儀式在中關村生命科學園舉行。而這時的協和，才對外公布了其籌建方案，北京協和醫學中心將以北京協和醫院的綜合醫療技術優勢為基礎，結合其屬下的北京阜外心血管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整形外科醫院、皮膚病性病醫院之力量，組建成為“小綜合、大專科”模式的現代化醫院。
本來屬于協和的項目，從北大“虎口奪食”到合作簽字儀式，在這個時段上，北大遠遠地走在了協和的前面。

股份制融資思路

接盤長庚醫院，如何在“不花政府一分錢”的前提條件下，打造成國際性醫院？無論對于北大還是協和，均是嚴峻的考驗。

北大和協和都是定位于非營利性醫院。這一時期，北大國際醫院的市場化融資思路比協和進步了太多。當時，北大國際醫院總經理張國祥表示，以往的大型醫院都是由國家撥款建設的，而這次北大興建國際醫院采取的是一種全新的運作模式，所有資金都將通過融資獲得，不要政府提供一分錢。

通過當時的媒體報道，許多商業銀行及國內財團對北大國際醫院的項目都表示出濃厚興趣，臺灣和美國等地一些基金公司也積極與其接觸。

而當時的協和，還沒有成立一個招商融資的公司主體，甚至連一個起碼的融資計劃都還沒有拿出來。

雖然在合作簽字儀式上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常務副校長劉謙表示，“投資人可以是企業、金融界、政府資金”，建成后“不排除從外地和國外引進人員，包括管理人才”，北京協和醫學中心建設資金將采用市場化的融資模式，以股份制為基礎，吸收國內外資金入股，進行社會融資，接納針對醫院的定向捐助，并歡迎醫療設備供應商和投資商以融資租賃等形式參與建設。

如此的操作方式，與北大如出一轍，顯然是跟在了北大后面做“學生”。

然而北大并沒有領跑多久。

北大國際醫院的非營利性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融資。根據中國2000年新出臺規定，國家首次對醫療領域進行政策開放，并將醫院分成營利性和非營利醫院。國家對非營利性醫院有稅收等政策優惠，正是這個原因，北大方面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