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對抗癌癥 

在抗擊癌癥的戰爭中，中國幾乎是全面潰敗。曙光在哪里？ 

位于北京東南三環潘家園附近的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病房，常年住著來自全國各地的癌癥患者。 

對于很多患者，尤其是那些經濟狀況不佳的患者，這里寄托著甚至是傾家蕩產才換來的生的希望。 

其實，即使對整個國家來說，對抗癌癥也注定是一場代價高昂的漫長戰爭。 

根據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和中國癌癥基金會2006年編寫的《癌癥的科學與實踐》，中國每年癌癥病人的醫療費用高達近千億元，占全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20％以上，遠高于其他慢性病的醫療費用。 

但在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院長趙平教授看來，這個費用實際上被低估了。因為這個數字是按照每位病人花費2萬元來估算的，而很多情況下，“2萬元是不夠的”。 

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國，絕大多數癌癥患者就診時已經屬于晚期。而晚期癌癥往往意味著更為高昂的治療費用、更加苦不堪言的治療過程，以及難以令人滿意的治療效果。 
例如，中國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平均不到10％，這意味著90％以上的肺癌患者確診之后活不過五年。 

長期以來，中國將本就有限的衛生資源過度集中于晚期癌癥的治療，而忽視癌癥的預防，其結果是在抗擊癌癥的戰爭中節節敗退。 

失陷的防控體系 

各地腫瘤醫院大多收入可觀，但癌癥防治的人才卻流失了 

中國的抗癌戰爭曾經取得過不錯的開局。 

1957年，衛生部決定建立國際醫院，為外交使團人員及其家屬服務。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之女李冰，被調去參與國際醫院的籌備工作。李冰后來在《中國腫瘤史料》雜志上撰文回憶說，金顯宅、林巧稚等專家找到她，認為癌癥的嚴重性已逐漸突出，而外交使團的人有大病都會回各自國家治療，不如將國際醫院改為腫瘤醫院。 

于是，1958年，中國第一家腫瘤醫院正式開張，李冰擔任副院長兼總支書記。1969年，隨著第一屆全國腫瘤會議在天津召開，由李冰擔任主任的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宣告正式成立。 

1973年，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啟動了覆蓋全國8億多人口的第一次死因回顧調查。當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已經身患癌癥。研究人員打著總理的旗幟，成功地爭取到各級黨政部門的支持，并發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基層衛生人員和“赤腳醫生”參與調查。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1979年，中國第一本惡性腫瘤地圖集編輯出版。該書后來還被翻譯成英文版，在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上都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某種程度上講，20世紀70年代是中國癌癥防控的一個黃金時期。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學室主任喬友林教授告訴《財經》記者，當時在河南林縣（現林州）、山西襄垣、江蘇啟東等癌癥高發地區，先后建立了60多個癌癥防治基地。這個時期，癌癥控制的重點也并不在晚期癌癥治療，而是各種預防措施。
 
然而，這星星之火卻未能燎原。相反，計劃經濟年代建立起來的癌癥防控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一樣，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很快搖搖欲墜。 

于是，在20世紀70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全國死因調查之后，很多地區沒有再進行癌癥登記等工作。即使在少數保留了癌癥登記的地區，其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也存在問題。 

今年3月29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腫瘤高發現場及腫瘤登記工作學術研討會上，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孔靈芝坦言，中國各地癌癥防治基地的工作受到了強烈沖擊，目前維持較好的現場只占三分之一，處于半癱瘓的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根本無法維持。 

令她感到憂慮的不僅是癌癥登記的缺失。很多癌癥防治基地所采取的宣傳教育、危險因素研究、癌癥篩查和早診早治等綜合措施，也早已被單純的診療所取代，失去了原來的屬性和特色。那些維持較好的現場，經費來源也不得不主要依靠臨床診療收費和國際合作研究項目。 

在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中國腫瘤防控的發源地，腫瘤研究和預防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腫瘤醫院另外有一塊牌子，叫“腫瘤研究所”。在鼎盛時期，研究所的編制一度達到300多人。但隨著醫院逐漸走向市場化，而政府又缺乏相應投入，腫瘤研究所不斷萎縮，目前只剩下數十人的隊伍，而且在經費方面也捉襟見肘。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癌癥患者大量出現，各地腫瘤醫院目前大多收入可觀，但癌癥防治卻連人才隊伍都流失了。 

“如果連隊伍都沒有了，僅僅靠一些‘散兵游勇’，怎么去應對外敵（癌癥）的入侵？”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學室主任喬友林痛心疾首地對《財經》記者說。 

失衡的發展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中，與公眾健康發生激烈沖突的不僅是煙草業，更有造成環境污染等諸多產業力量 

早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曾經制定過“全國腫瘤防治規劃綱要”（1986年至2000年）。但據《財經》記者了解，這個規劃基本上屬于一紙空文，在不少地方甚至沒有正式下發。 

在很多專家看來，當時中國各地都正忙于追求GDP增長速度，基本上無暇分神制定癌癥防控等公共衛生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和健康常常讓位于經濟發展。 

中國的控煙力量與反控煙力量的對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國家控煙辦公室主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功煥教授，首都醫科大學肺癌診療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等少數專家，多年來一直為控煙奔走呼吁，依然無力阻止中國煙草行業的蒸蒸日上。
 
2007年，中國煙草行業產銷卷煙4200萬箱，同比增長5％；實現工商稅利3880億元，同比增長25％。至此，中國煙草行業實現了連續五年工商稅利平均年增長20％的奇跡。 

支修益教授曾經對《財經》記者自嘲說：“靠我們這一小撥人，很難與煙草行業抗衡?！?nbsp;

在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則將推行控煙等措施作為控制癌癥的重要策略。今年3月底，在北京舉行的中國腫瘤學進展學術峰會上，韓國國立癌癥中心主任、教授柳槿永(Yoo Keun-Young)介紹說，韓國不僅推行了煙草加稅措施，并利用煙草加稅所得成立了健康促進基金，用于癌癥等疾病的防控。 

或許是借力于奧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2008年，中國控煙運動終于取得了有限進步。自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實行在醫療機構室內區域、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禁煙。 

不過，中國煙草業發展的強大內在動力并沒有被削弱。國家煙草專賣局和中國煙草總公司的“官商一體化”，仍然固若金湯。楊功煥等專家一直呼吁，國家煙草專賣局應更名為國家煙草監督管理局，并將中國煙草總公司剝離，以切實履行《煙草控制框架公約》。 

據悉，今年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已經將專家們的建議匯總上報，并得到了最高層領導的批示。但人們仍未見到官商分離成為現實。 

至于煙草加稅這一國際上通行的控煙措施，盡管不少專家和非政府組織都極力推進，但現階段仍無法實現。不僅如此，國家煙草專賣局還在2007年推出針對低價煙的補貼措施，美其名曰“讓農民兄弟抽得起煙”。 

在楊功煥看來，正因為相對于城市人群，農民對煙草危害的健康認識不足，煙草業才會不惜提供補貼、拓展市場。這一舉措，完全與中國政府已經簽署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原則背道而馳。 

在中國經濟發展格局中，與公眾健康發生激烈沖突的不僅是煙草業，更有造成環境污染等諸多產業力量。一場戰爭中，敵我雙方的力量往往是此消彼長；當癌癥防控的力量不斷削弱時，引發癌癥的各種危險因素就會以驚人的速度肆虐。 

扭轉敗局的機會 

美國癌癥死亡率持續下降，首先歸功于控煙等預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癥的早期發現，然后才是治療技術的進步等因素。此經驗和教訓可供中國借鑒 

盡管中國在抗癌戰爭中處于被動，扭轉局面的機會仍然存在。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癌癥死亡率于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拐點，此后逐年下降。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董志偉教授對《財經》記者說，美國癌癥死亡率持續下降，首先歸功于控煙等預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癥的早期發現，然后才是治療技術的進步等因素。而美國在走上這條正確道路之前，也曾將控癌希望主要寄托于治療，為此浪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以及數以千億計的美元。 

美國的經驗和教訓，可供中國借鑒。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甚至約一半以上的癌癥都是可以預防的。而癌癥預防的成本，遠遠低于癌癥治療。
 
除了控煙，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增加體力活動，減少職業危害和環境污染等措施，同樣至關重要。而對于肝癌、胃癌、子宮頸癌等與感染因素有關的癌癥，減少感染也是非常有效的預防途徑。 

實際上，通過給兒童接種疫苗、阻斷乙肝病毒感染的效果已經開始體現。根據衛生部的調查，中國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從1992年的約1.3億人，下降到2006年的9300萬人。 

楊功煥教授對《財經》記者表示，今后一二十年內，隨著乙肝疫苗接種的進一步推行，乙肝病毒攜帶者的人數還會減少，肝癌死亡率上升的速度估計會逐漸減緩，甚至開始下降。 

此外，世界上第一種直接針對癌癥的疫苗——子宮頸癌疫苗，已經在海外多個國家和地區上市。在中國內地，這種疫苗上市尚需時日，且價格高達數百美元，但世界衛生組織生殖健康與研究部娜塔麗布魯特（Natalie Broutet）博士告訴《財經》記者，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仍可以為今后的子宮頸癌控制提供技術選擇。 

早診早治，也是控制癌癥的一個重要措施。如果能夠早期發現癌癥，則可以使治療更加有效，并且減少癌癥的死亡。 

國內外的臨床研究表明，癌癥患者五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