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進嚴出，嚴把新藥臨床試驗出口”是很多藥界人士對我國當前新藥注冊管理辦法的解讀。這就意味著，即便拿到了臨床試驗研究批件，新藥申報者也并不能高枕無憂，因為一旦“跌”在臨床試驗上，前期所有的努力，也包括臨床試驗投入，都將付諸東流。這樣的結局是人們不愿意看到的，而在當前，這又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由此，人們對新藥臨床試驗研究客觀性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從前。

隨著臨床試驗在新藥開發中投資權重的不斷加大，怎樣才能順利通關是每一個新藥申報者所考慮的頭號重大問題。多年從事臨床試驗研究工作的生物統計學專家、中國現場統計研究會醫藥與生物統計分會名譽會長湯旦林研究員說，由于臨床試驗所涉及的對象是人，就難免涉及社會、心理、倫理和可行性等復雜問題，因而對方案設計、操作規程、統計分析的要求就非常高，實施的難度也很大。這其中，生物統計學家的作用不可忽視。1999年9月1日發布并正式施行的《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GCP）對于規范我國的臨床試驗研究，促進制藥工業進步，加速與國際接軌，同時帶動相關學科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其中第十五條就明確規定：“（新藥臨床試驗的）各階段均需有熟悉生物統計學的人員參與。”這也突出體現了我國新藥臨床試驗對統計技術的重視。

但是，在新藥申報者對獲得新藥證書的強烈渴望面前，對新藥臨床試驗的根本目的──客觀而充分地反映藥品的療效與安全性──反而淡忘了，這也無形中造成了人們對統計學家在新藥臨床試驗中所應有作用的誤讀，以致生物統計學家在新藥臨床試驗中的角色問題頗耐人尋味。

湯旦林研究員說，由于過去我國長期置身于人用藥品注冊技術規定國際協調組織（ICH）、國際制藥業統計學家協會（PSI）之外，《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的嚴格實施也才剛剛起步，所以我們很多業內人士對臨床試驗中統計學家作用的認識還存在一些誤解，人們往往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以為只要自己（醫生或藥學家）學過一些統計就行了，根本無需統計學家自始至終地參與臨床試驗，人們對統計學家在臨床試驗中的重要作用普遍認識不足。

然而，隨著新藥研究的科學化、規范化要求不斷提高，醫學家和藥學家想要“單槍匹馬地”收集到被公認為客觀而充分的數據，進行合理的篩選與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已經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數據顯示，在14種一級醫學雜志發表的155篇臨床試驗論文中，因設計不好而缺乏可比性的有91篇（58.7％），看不出來有防止偏性措施的有111篇（71.6％）。這不禁讓我們對沒有統計學家參與的臨床試驗充滿了擔憂。沒有統計學家的參與，臨床試驗的客觀性將會怎樣？湯旦林研究員告訴記者，由于缺乏統計學家的始終參與，我們的臨床試驗經常遇到組間缺乏可比性，試驗例數不足或缺乏計算依據，病案記錄表設計不良，不能真正做到隨機化或當出現失訪和中途退出時隨意增補病例，原始記錄不規范、不全面、欠準確，甚至有不真實的情況，缺乏嚴格的質量控制機制，不遵守統一的 SOP，或在中途修改規則后未通知有關各方，以至數據不同質，統計分析的水平不高，總結報告的科學根據不足等等諸多問題。事實上，那些做完臨床試驗卻未能順利通關的項目，并不一定是由于藥物本身無效，其中多數都是由于科學根據不足。這不僅導致了資源浪費，而且也嚴重影響申辦者的形象和競爭能力。而這些問題，如果有了專業的生物統計學家自始至終地認真參與，則大都可以避免。

湯旦林研究員向記者強調，生物統計學家在臨床試驗中的作用應該是貫穿始終的。首先，試驗方案的設計是整個試驗成敗的關鍵，其科學性與嚴謹性關系到臨床試驗的質量。統計學家根據試驗藥物及研究目的建立試驗的假設，并計算出檢驗假設需要的最小樣本含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病例數。為了試驗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試驗分組采用隨機雙盲的方法進行。隨機化分組、雙盲操作、盲底保存等等，都要在統計學家的指導下完成。他（她）還要對主要觀察指標的確定、主觀指標的量化、病例報告表的設計等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有了嚴謹、科學的臨床試驗方案，僅僅是臨床試驗的基礎工作，更重要也更困難的是執行，就是說服并要求參加試驗的全體人員都必須按照試驗方案嚴格執行。此外，試驗數據的管理也是統計學家的一項重要工作。在臨床試驗結束后，統計學家要對試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并寫出統計報告，將結果交臨床試驗研究者，供其進行綜合分析，以確認其結果是否具有臨床意義。因此，在新藥臨床試驗中，統計學家與臨床試驗的研究者一樣，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們的關系不應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他們共同的目標都是為了臨床試驗更加科學、客觀、合理，試驗結果更加可靠，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用藥安全和有效。

湯旦林研究員向記者介紹，在國外，生物統計咨詢的研究服務早已開始深入到醫學研究的各個環節，制藥企業為了提高臨床試驗的成功率，加快開發進程，保證其科學性，比過去雇傭了更多的生物統計學家，一個公司雇傭十幾或幾十名統計學者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因為他們越來越看到一個科學的實驗設計和資料整理能讓好藥更快、更順利地通過注冊。而在我國，長期以來，多數生物統計學家主要活躍于教學研究領域，深入介入到臨床試驗研究還是近幾年的事，所以，人們（特別是申辦者）對其作用的正確認識尚待時日，生物統計學家要成為臨床試驗研究的常規參與者還有一段路要走。

那么，什么是規范化的臨床試驗最核心的問題？湯旦林研究員告訴記者，那就是要堅持科學性，確保試驗數據真實、客觀、準確、充分，以致最后結論可靠！據了解，盡管這是生物統計學家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也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在新藥臨床試驗過程中，由于一些缺乏遠見的新藥申報者抱著強烈的“新藥必須更好”的主觀意愿，就很可能掣肘生物統計學家在試驗中應有作用的發揮，這樣反而會使得整個臨床試驗失敗。畢竟生物統計學家和臨床試驗的其他參與者所能保證的只是方案設計、數據統計等的科學性，而對藥物的安全與療效本身卻無能為力。

有關專家指出，由于我國GCP的實施剛剛起步，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隨著我國加入WTO后與國際醫藥界的廣泛接觸以及國際競爭的需要，我們的新藥臨床試驗將會逐步納入規范化的軌道，當然這也離不開申報者、研究人員、生物統計學家以及政府部門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