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的一則報道指出，“制藥公司的銷售手段已經讓美國政府在醫藥福利上多投入了數十億美元。”

“對此事我們暫無評論”，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美國制藥公司先靈葆雅(Schering-Plough)的新聞發言人說。在《紐約時報》報道先靈葆雅因為給醫生提供所謂的“咨詢費”遭到波士頓聯邦政府的調查一事后，記者曾多次致電先靈葆雅位于美國的總部，但均未得到明確的回答。但是，其公共關系部門的人員，已經證實了他們確實已收到傳票。與先靈葆雅同時收到傳票的還有惠氏(Wyeth)、強生以及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Myers Squibb)等制藥業巨頭。它們付給醫生的“咨詢費”，有的高達數十萬美元。

消費者利益受損

“處方藥品通過專業的醫藥代表介紹給醫生、藥劑師、醫院以及醫療維護組織，并且銷售給醫院、特定的醫療組織、批發商或者零售商。廣告渠道包括了雜志廣告、直郵廣告等等，電視、廣播、網絡和印刷物都是我們的廣告媒介。”在先靈葆雅總部新聞發言人Stephen Galpin發給我們的電子郵件中，這樣介紹他們的分銷渠道。

這么正統的銷售渠道按理說應該不會引起諸多相關部門和消費者的懷疑。只是，在聯邦政府對先靈葆雅等公司的調查中，其中主要的一項就涉及到該公司對醫生附贈支票的行為。

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一張隨信寄來的支票面額一萬美元。收信的醫生說，世界制藥業巨頭之一的先靈葆雅公司在信中說，這筆錢是他與該公司簽訂一項附加“咨詢”協議的報酬，協議內容就是盡可能為病人開該公司生產的藥品。接受《紐約時報》采訪的醫生，為避免卷入聯邦政府的調查，堅持在采訪中匿名。實際上這些總額數十萬美元的支票，正在被聯邦政府調查，這是政府大舉清理整頓該行業的行動的一部分。

通過與20多位醫生以及業內人士和調查相關的人的談話，先靈葆雅的市場策略初露端倪。通常包括：向醫生提供大筆金錢，要求他們為病人開該公司生產的丙型肝炎藥物，或者參加該公司贊助的藥物臨床試驗。而這些試驗實際上是一種推銷方式，醫生本人并不用費什么力。一些為其他公司藥品進行臨床試驗或者向病人推薦其他公司藥品的醫生則將被視為“不忠”，有可能會因此而被取消“咨詢費”。 比如，先靈葆雅為每個開具治療丙型肝炎藥Introna的醫生，每個病人每次給到1000美元到1500美元的費用。而且在傳統的臨床實驗中，合作參與臨床實驗者的藥品是免費的，但是，在這些實驗中，病人得為他們的藥物和治療付費。接受Introna治療的病人，通常都需要1年左右的時間，花費近數千美元。這樣，先靈葆雅給醫生的費用就為公司賺取利潤留下了大量空間。

不僅如此，如果醫生為病人開具其他競爭對手的藥品，或者是參加除了Introna之外可供選擇的其他實驗，先靈葆雅會將醫生從臨床實驗的計劃中除名，并取消對其的金錢供應。

采訪中，Stephen Galpin提供了一份先靈葆雅致函《紐約時報》編輯的郵件，郵件中一再聲稱：“這些在報道中提到的先靈葆雅的不合適行為，均發生在現任首席執行官弗雷德.哈桑去年4月上任前。而醫生、股票持有人以及調查人員等都對現在的管理團隊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可是，波士頓聯邦政府的新聞發言人拒絕向記者透露負責此次調查的主要檢察官，并拒絕對此事做出任何評論。

政府不明不白“埋單”

在此次對先靈葆雅及其他的制藥業巨頭的調查中，另一項關鍵的內容是制藥公司是否操縱市場價格，欺騙了聯邦政府的醫療補助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與此同時，這些制藥公司還面臨著行業內的告密者以及病人權益組織等其他譴責。

“醫生通常因為制藥公司的關系，開一些本來不需要或者是不必要如此昂貴的藥給病人。”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教授Beaufort Longest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越洋電話采訪時說。“這樣通常會讓政府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美國的醫療保險制度由私人醫療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構成。通常所指的“醫療保險”屬于政府資助的社會保險項目，是向65歲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醫療保險。1990年，美國政府醫療保險的支出額達981億美元，占聯邦財政總支出的7.8％。1995年政府醫療保險支出額達到1598億美元，占聯邦財政總支出的10.5％，是僅次于社會保障項目的第二大政府財政支出項目。醫療保險幾乎囊括了65歲以上的全部人口。1993年參加者達3200萬人。而醫療補助制度(Medicaid)則是為貧困者而設，大約包括了低收入者住院治療費用的80％，政府醫療補貼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財政轉移支付的功能。據復旦大學社會學研究學者梁鴻介紹，美國去年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方面的支出占到GDP的14％，雖然近幾年美國把這一支出的增長率控制在6％之內，但是由于基數太大，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無疑是財政支出的一個巨大的包袱。

“政府可能會因為參與這些行動醫生的處方在醫療保險和醫療補貼上浪費很多錢。”Longest教授在郵件中這樣回答記者的提問。在后來的電話采訪中，Longest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在藥品進入市場之前會有一個固定的定價，政府保險通常是按這個價格給病人和公民負擔醫藥費用的。那么誰來為制藥企業給予醫生的回扣埋單呢？這些企業將這筆額外的費用計入到藥品的出廠價之中，轉嫁到政府和消費者的身上。

據曾任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簡稱FDA)律師的William Vodra對本報記者的介紹，在美國藥品的銷售有三種途徑：通過醫生的處方條在藥店或藥劑師處購買；通過醫院看病后的售藥渠道銷售；再有一種就是直接在醫院的辦公室由醫生介紹給病人購買。這些藥品通常是醫生直接從藥品零售商和制藥商處購得。

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在上述的第三種途徑中，政府已經同意為醫生購買這些藥品的附加費用另外掏腰包。而在醫生獲得這些藥品的價格和政府要付出的費用之間有個差價：政府是按照藥品的統一市場價格補償醫生的費用，但是醫生在從制藥商手中購買藥品時的價格遠遠低于藥品的統一市場價格。醫生從制藥商手中購買的藥品是經過折扣銷售的，可以獲得一筆額外收入，實際上，這筆額外收入是政府在付費。Vodra律師介紹：美國政府已經宣布，此種行為是非法的。這是一種回扣，而且這些回扣是由政府付費而不是制藥商。

FDA左右為難

“這種制藥公司給醫生不同的誘惑性補償在美國的出現已經有很長一段歷史了?比如一些以所謂的學術教育為目的的到游覽勝地的觀光旅游等。”以匹茲堡大學公眾管理與政策學院教授，如今仍在繼續研究FDA制度的John Mendeloff接受記者電子郵件采訪時表示。

1976年美國政府依據“言論自由權”，通過了一系列法案，削減了FDA的權利。1978年?法院認定了受憲法保護的“商業言論自由”，包括旨在促進廣告產品銷售的言論。1978年以后，法院就開始逐步擴大公司商業言論權。

實際上，最高法院的這一系列法案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消費者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沒有受到應有的保護，真正得到保護的是某些大公司的話語權。這也意味著FDA再不能夠阻止這些公司做一些不負責任的廣告，更不能阻止消費者由于受到了這些廣告信息的誤導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比如，2002年,有些制藥公司在處方藥品的廣告上每年花費數十億，有些藥物的廣告花費超過了百事和百威啤酒等廣告巨頭。這些廣告刺激消費者的需求?鼓勵醫生開處方時用這些藥。但是這些廣告卻沒有傳達市場上其他可供選擇藥物的比較性信息，比如價格方面的動態。

實際上這種“言論自由權”是對藥品公司自由權利的過度保護。“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公司從事某些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為的可能性。”Longest教授說。

自從“言論自由權”的理論被廣泛推廣后，作為醫療和醫生健康系統的監管機構的FDA的權利被大大削減。“如果藥物損害了病人的權利，病人可以向法庭提起對制藥商的訴訟；但是，如果病人因為收費過高，因這種很小的損失去提起相對昂貴的訴訟，似乎也不是理智的行為。可以由律師代表消費者進行集團訴訟或者是政府對制藥商提供提起訴訟。一旦藥品被FDA檢驗通過，FDA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越來越有限。”Mendeloff教授說。

2006年后，美國新的醫療保險制度將開始實施，公民一半的醫藥費將由美國政府“埋單”。醫藥公司的此類行為可能花費政府更多的金錢。同樣，如果他們的行為此后被認定為非法?可能會帶來更大數目的罰款。

背景資料

先靈葆雅是一家國際性制藥公司，在全球20多個國家建有工廠，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附屬公司，125個地區上市銷售處方藥、非處方藥及獸藥，總部設在美國新澤西州麥迪遜市。先靈葆雅在全球上市的產品種類包括：血液、腫瘤、肝炎、呼吸／過敏、抗感染、皮膚、心血管等不同領域。

目前，公司在中國上市的主要產品有：開瑞能、開瑞坦、荷洛松、艾洛松、甘樂能（干擾能）、先特能（生白能）、力確興、葆樂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