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迎來了醫院管理文憑課程公開班2004年新學員。

同第一屆公開班學員相比，本屆學員的特點是民營醫院院長的比例的增加，從零一躍增至學員總數的30％。隨著我國醫療衛生體系的改革不斷深入，民營醫院扮演的角色日益凸顯。它們不僅為消費者提供越來越優質的服務 , 同時也已成為 國家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要補充力量。在中歐的學習不僅能夠更新他們的管理理念、提升他們的管理水平，同時課程結束后加入中歐校友會，他們將會獲取同成功企業家溝通和交流的平臺。這些都將最終促進我國民營醫院的健康發展，加快我國醫院以病人為導向的前進步伐，最終提升我國醫療服務的總體水平。

此次醫院管理文憑課程公開班的另外一個特色是，學員來自全國各地，所有學員都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一半以上有碩士以上學位。這樣一群擁有高學歷的醫院高層管理者在一起學習，必將確保學習效果的最大化。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特別邀請了來自國家醫療衛生系統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十多位專家，組成了“中歐醫院管理教育顧問委員會”，部分顧問委員會成員還將給學員授課或開設講座，使醫院管理文憑課程在內容方面更加貼合中國醫療的實際情況。

課程由十個模塊組成，其中還將穿插嘉賓講座、院際交流、藥廠參觀與研討會等活動。課程內容豐富，涵蓋醫院管理的各個領域，如醫療體制縱覽、醫院人力資源管理、醫院財務管理、醫院危機管理、醫院運作管理、醫院市場管理、項目和信息技術管理、醫院戰略制定、客戶和服務管理、醫院變革管理等。

開學典禮上，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局局長王龍興向學員們表達了由衷的祝賀并指出，面對國內醫藥管理水平“先天不足，中焦阻塞，后天缺乏調養”的現狀，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舉辦此次醫院管理文憑課程公開班，是對中國醫藥改革的重大貢獻。王副局長還進一步強調：“目前，很多醫藥單位的領導者雖然臨床經驗豐富，但不一定是優秀的管理者，還急需學習先進的管理科學，包括國際上公認的成熟管理經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推出這個課程十分及時，這不僅對中國新一輪醫藥改革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更是對醫藥現代管理的貢獻。”

中歐執行院長劉吉、衛生部醫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長陳潔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教科文衛法制司副司長宋瑞霖，也都出席了開學典禮。宋副司長還為學員作了精彩演講。

“中國的醫療改革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醫療改革一樣，都是在艱難中爬行。”在開課儀式上，宋瑞霖對前來求學的醫院院長們這么說。
 
宋瑞霖是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科教文衛法制司副司長，在中國這么多年的醫療體制改革中，宋參與了其中不少的政策法規的制訂。

“我們的醫療體制改革過程是滯后了，但在SARS以后，速度在加快。”宋瑞霖說，“改革的難點在單純的存量改革肯定是不行的，現在已經進入到了產權制度改革的階段，完全靠計劃經濟是不行的。”

宋瑞霖認為，從1997年開始到現在，我們的醫療改革經過了三個階段。

存量改制觸動首輪變革

1997年之前，全國的醫療衛生形勢，包括藥品市場的管理狀況非常混亂，衛生事業缺乏活力，宏觀調控無力，微觀運行沒有生機。

在這樣的情況下，宋瑞霖坦言面臨一個非常巨大的壓力。因此在1997年召開了全國衛生大會。在會上，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1998年又發了一個文件——《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

“這兩個《決定》是有代表性的，提出了改革的內容。”宋瑞霖說，“內容主要有六個方面。”

首先提出了舉辦醫療機構要以國家、集體為主，其他社會力量和個人為補充。“從1979年開始經濟改革，但在醫療改革上，一直不敢提個人和社會資金介入，到1997年，終于提出來了，社會資金和個人可以作為補充，這個意義非常巨大。”宋瑞霖分析。

第二點提出了改革的目的，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強衛生事業的活力，建立宏觀調控有力，微觀運行有生機的新機制。“這一點把改革的目標直接指向了醫療衛生的機制。”

第三點內容是，提出建設醫療保險制度。“從1997年開始提出了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醫療保險制度，從現在看，我們只能走這條路，但現在還沒有做到極大的覆蓋，現在13億人口，擁有各種醫療保險的人口占1.03億，這個數量還實在太小了。”宋瑞霖說，“有這么多沒有各種保險的自費人群，政府再大的投入也趕不上個人在醫療費用上的支出。”

第四，提出了各個衛生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加強行業管理。宋瑞霖指出，長期以來，衛生部門政府的職責是又要辦醫院又要管醫院，處于一種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么一種位置。

“我們的問題是一直在自己管自己，在經濟學上叫內部人管理。這帶來的后果是改革的進步將非常有限。中國的改革先拿醫院開刀，那就錯殺無辜了，中國的改革必須要從政府開刀，解決政府的問題。”宋瑞霖認為。

第五提出改革衛生機構運行機制，實行并完善院長負責制。宋瑞霖認為，這一點跟前面一點的思路差不多。

第六，提出要對現有的資源逐步調整，新增衛生資源要嚴格審批管理。宋瑞霖認為，衛生資源一直都極度不平衡，北京、上海、廣州集聚了大多數國家重點醫院，這就造成了改革上的難題。“北京前十位的醫院，它們的效益、營業額，都要比上市公司好得多。它們是非營利性的醫院，但同時又非常的盈利，這怎么有改革的動力呢？”

但同時，宋瑞霖指出，從1997年開始的這輪改革主要是存量改革，存量改革存在著非常大的局限性。

宋打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要調整資源，政府過去慣性的做法，就是關上門調整。先把門關上，別讓它進來，這就叫‘存量改革’，先把屋里的人全部調整好。”

“但門全關上，那不憋死了，怎么辦呢？”宋瑞霖接著說，“邊上開個小門，出去一個進來一個，那外面的人很想進來，但是里面的不出去，他又進不來，結果怎么辦呢？這樣，你出點錢，我出去，你進來。”

“所以我們一個最大的特點，出現由于這種存量改革的方式，導致了一些政府行為被個人或者企業資金化了。”宋瑞霖說。于是，不管醫院也好，制藥企業也好，因為政府不批，只能以入股的方式去買生產許可證，去買醫療機構的執業許可證。如果沒有政府的認可，這個許可證的價值是零，但在市場上，一個批發企業的許可證、一個醫院的牌照，可以賣到幾十萬甚至幾百萬。

那是誰促成這種情況的？

“是我們的政府。”宋瑞霖反問，“如果一家企業，符合國家標準，符合行業規范，就可以獲得執照，那請問，誰還愿意去花錢買這個執照呢？”

第二輪變革--營利性醫院開禁

“前面第一輪改革是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來行進改革，還沒有提及產權的變化，實際上，第一階段我們的衛生部門僅僅是在討論改革，還沒有進入到改革的實施階段。”宋瑞霖說，“從2000年開始，我們進入了一個有實質性變化的階段。”

這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六部委《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另外還對醫療機構進行分類管理。“這時候，開始公開承認允許營利性醫院的出現。”宋認為，這一次已經不是光提一個行業行政管理的問題，而且是強調政企分開，打破所有制的界線，實施區域衛生規劃。

建立分類管理制度，把醫院分成營利性醫院和非營利性醫院，這是醫療體制改革一次重大改革。宋瑞霖認為，營利性醫院與非營利性醫院的區別就在于，回報是歸投資者還是用于醫院的再投入，這是一個本質的區別。這不是人的變化，而是投資流向的變化，資金從哪來，到哪去。這樣就可以建立一個醫療體系，也就是建立一個社區衛生服務組織、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合理分工的醫療服務體系。

但問題同樣存在，宋瑞霖指出，政府部門可以去領導醫院改革，但卻領導不了自己改革自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衛生體系被弄成了一個官本位。

“我們衛生系統內部出現了一個難以控制的局面。”宋瑞霖坦承。他用取消婚檢的事情來舉例。

“大家對婚檢取消的事情很不理解，這里我來告訴大家為什么要取消。”宋瑞霖說，“本來我們應該把婚檢作為一項社會服務，但我們的很多地方把婚檢搞成了一個創收的項目，也就是把衛生工作的方向給扭曲了，本來是一項政府向社會提供的社會服務，是非營利性的，我們給搞成營利性的了。其實，由于政府投入不足，醫療機構搞一些營利性的項目是有道理的，但是任何的事物都要有個邊界，也就是要有個度。國務院收到的反饋，說婚檢連我們的身高都要量一量，視力也要測一測，可這跟結婚有什么關系啊？還有，婚檢只能婦幼保健醫院做，其他醫院也有能力做，為什么一定要婦幼保健醫院來做呢？”

“我們一個完整的格局已經被利益分割化了，每個部門都下文要求照顧自己的‘線’，比如防疫部門照顧自己的線，打疫苗去醫院沒門，你只能去防疫站。”說到這個，宋瑞霖很激動，“這還能證明婚檢存在的合理性嗎？除了衛生部還在大聲疾呼要保留婚檢之外，沒有一個人支持。”

“我是這個事情的親歷者，我看下到普通老百姓，上到國務院總理，都不會主張保留這個婚檢。”宋說。

在這個階段，建立社區衛生服務組織被提了出來。但現在的問題是，社區服務中心門可羅雀，但綜合性醫院卻是人滿為患。

對此，宋瑞霖認為已經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目前我國醫療保險覆蓋率不足10%。也就是說，有90%的病人是自由的，但同時患者不具備選擇的知識，每個人都希望找一個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藥，用最短的時間治好病。“這就帶來了高付費，高診療費，高的藥費。”宋瑞霖無奈地說。對于第一階段的存量改革缺點，到第二階段開始發生變化，開始提出要采取多種措施來調整和控制衛生資源的存量和增量。

“但我們的國家社會復雜，有一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感覺。”宋瑞霖舉例，國家出臺的抗生要限制規定，結果一方歡喜一方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