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幾年來，中國的廣大人民群眾看病治病的醫療費用飛速上漲。最近幾年，看一次病花費上千元、住一次院或動一次小手術花費幾萬元已經成了正常現象。而目前的中國，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沒到三千元，城市普通勞動者的年收入也在兩萬元以下。這就使城市和鄉村到處都發出了“看病貴，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悲嘆。高昂的醫療費用再加上沒有醫療保障，使中國的農村地區出現了許多“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農戶。 

經濟自由主義的信徒們狡辯說：“老百姓看不起病”的問題不是醫療衛生行業的市場化造成的，而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造成的，是由于醫院還是國有的。他們因此主張在“進一步深化醫療衛生行業改革”的同時，使醫院私有化，認為由此就可以解決“老百姓看不起病”的問題。 

這種說法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如果我們仔細地觀察和分析造成“看病貴”的種種因素，我們就可以看到，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恰恰是醫療衛生行業的市場化；將醫療衛生行業徹底市場化，對整個社會是極其有害的。 

將醫療衛生行業徹底市場化之所以對整個社會極其有害，是因為在醫療和醫藥行業中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失靈”；而醫療和醫藥行業中的“市場失靈”又有兩個主要來源，一個是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的特殊性質，另一個則是醫療和醫藥行業中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傳染病、外部性與公共物品 

霍亂、鼠疫、非典型性肺炎等具有極強傳染能力和很高死亡率的惡性傳染病，能夠在相互接觸的人中間很快流傳。這樣，任何人感染這一類傳染病并受其傷害，就不僅僅使他個人的福利受到損失，而且會給其他人造成受惡性傳染病傷害的危險，對其他人帶來極其嚴重的威脅和傷害。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個人“感染傳染病”這一事件具有極強的“外部性”；只不過個人“感染傳染病”這一事件并不是對個人有好處的一種“物品”，而是對個人造成極大傷害的“壞東西”。 

個人“感染傳染病”這一事件的嚴重外部性，使對傳染病的預防和醫治成了一個公共物品。象任何公共物品一樣，對“傳染病的預防和醫治”這種物品的“消費”是非爭奪性的和非排他的：受到各種預防和醫治傳染病措施保護的絕不是單個的個人，而是全體居民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居民受這種措施保護不妨礙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護，而且每一個居民受這種措施保護時也不能不讓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護。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場通常是沒有效率的：讓每一個人僅僅為自己去“生產”或“購買”“傳染病的預防和醫治”這種“物品”，不僅效率極低，有時甚至根本就不可能。 

市場經濟的邏輯是：對任何物品，個人如果不愿意消費或沒有能力購買和消費，他就不應消費這種物品。但是這種邏輯不應使用于“傳染病的預防和醫治”這種“物品”上。這是因為，一個人感染非典型性肺炎這樣的惡性傳染病并因此而死亡，絕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健康和生命問題，而是涉及全體居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全社會性的問題。因此，聽任任何一個不愿或不能購買“傳染病的預防和醫治”這種“物品”的人死于惡性傳染病，這不僅是對個人不人道，而且是對整個社會的犯罪，因為一個由于無錢醫治而死在大道上的傳染病人會在整個地區傳播惡性傳染病。 

正因為如此，現代國家才不再敢于把傳染病的預防和醫治問題交給市場去解決。各國政府都專門組織了完整的預防和醫療體系來防范各種惡性傳染病?！笆澜缧l生組織”這個國際性的政府間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組織和協調各國政府防范和醫治各種惡性傳染病的工作。 

2003年初，惡性傳染病“非典型性肺炎”猛烈地襲擊了中國大陸，不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財產損失，而且在群眾中制造了巨大的恐慌。許多人都知道，那場非典型性肺炎之所以為害如此嚴重，原因之一是當時的政府衛生部門疏于防范。其實那場“非典”流行所造成的危機還暴露了另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就是在那之前的近十年時間里，各級政府的很多衛生部門忙于“市場化改革”，甚至忙于以市場化行為賺錢，放松了傳染病防治體系的建設和管理，極大地降低了中國大陸應對惡性傳染病襲擊的能力。 

醫療行業中的信息不對稱與“誘導性消費” 

醫療和醫藥行業中“市場失靈”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行業中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信息的不對稱越嚴重，徹底的市場化交易的效率就越低。 

徹底市場化的交易是買賣雙方完全自由地進行交換的交易。在醫療和醫藥行業中，產品和服務的最終購買者是求診的人--患者和可能的患者及其家屬，而直接面對這些最終買者的醫療服務供給者是醫生。醫療服務的買者與其賣者相比，在有關醫療服務交易的信息方面處于絕對的劣勢。醫療服務的買者與賣者掌握的信息是不對稱的，賣方掌握的大量有關其交易的醫療服務的信息買方根本就不知道。 

在中國，醫療服務買者與賣者的信息不對稱有一個最駭人聽聞的后果：根據我們能找到的最近的統計數字，2001年中國有19.2萬人因為使用假藥而喪命?？梢钥隙?，這些喪命的人中幾乎沒有一個是愿意使用使他喪命的那些藥物的；他們之所以會同意使用那些奪去他們生命的藥物，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可靠的信息，因為他們相對于這些藥物的供給者處于嚴重的信息劣勢，不知道給他們使用的是可以致人死命的假藥。 

當然，醫療服務的買者與賣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最多數場合，是醫生與求診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醫療服務的賣者--醫生掌握而醫療服務的買者不掌握的信息，涵蓋了與醫療服務有關的各個方面，它們主要集中于三個層次上：來求診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種??；患了某種病的人應當如何醫治，到哪里醫治；治病應當使用什么藥、什么器械，這些藥和器械的價格有多高。一般說來，在所有這三個方面，求診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遠遠不能與醫生相比。 

任何到醫院或找醫生求診的人都會承認，他們掌握的上述三個方面的信息要比醫生少得多。簡單地說，如果求診的人掌握的上述三個方面的信息與醫生一樣多，他們就不會到醫院去求診，甚至醫院和醫生這個行當都可以取消。那時候，需要醫院作的就只剩下了出售藥品和醫療器械、提供打針和護理服務之類的勞務，需要由醫生來作的大概也只是動手術了--那是一件求診的人即使對自己的疾病及其治療方法完全清楚也不能自己完成的事情。而現實則完全不是這樣。人們去找醫生的首要原因是他們掌握的上述三個方面信息比醫生少得多，需要醫生根據其掌握的上述三個方面信息給予有關治療的指導。 

由于求診的人在上述三個方面掌握的信息比醫生少得多，醫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過醫療服務的自由交易從看病的人方面賺取盡可能多的錢，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來對求診的人進行誤導，使他們從事本不該進行的“誘導性消費”，以便醫生自己向他們提供“過度醫療服務”，從中謀取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 

首先，醫生可以將沒有病的人說成有病，將有小病的人說成有大病，以誘使那些沒有病的人花本來不該花的錢去購買根本就沒有用的“醫療服務”。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前些年在某些城市居民小區出現的某些來路不明的人搞的所謂“免費檢查身體”。新聞媒體曾經對這些所謂的“免費檢查”作了大量揭露，原來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某些所謂的“保健藥品”或“醫療器械”生產廠家花錢雇來的“托兒”。這種“免費檢查身體”的結果可想而知：受雇于“補鈣品生產廠家”的“體檢人員”會給每個受檢者檢查出“缺鈣”，受雇于“降血糖藥品生產廠家”的“體檢人員”會給每個受檢者檢查出“高血糖”，其目的不過是讓受檢者們購買他們的那些“補鈣品”或“降血糖藥”。 

1995年冬，我開始持續地頭疼。到北京市的復興醫院去檢查，醫生說我可能患有會引起腦血管破裂的疾病，需要在該醫院作核磁共振的檢查。當時作一次核磁共振檢查要向醫院交費一千多元，等于我兩個多月的工資。我們研究所自己的醫生則建議我先到北京市的宣武醫院檢查一下，因為宣武醫院是所謂“全國最高水平的治療腦血管疾病的醫院”。而宣武醫院的一位“權威的”主任醫生只讓我作了一個收費2百多元的照射檢查，就給我作出了“神經衰弱和神經性頭痛”的診斷。 

經過十多年后，現在我敢判定檢查費用低的那位宣武醫院的主任醫生所作的診斷是正確的，而要讓我作出費用昂貴的檢查的復興醫院醫生的推測是錯誤的。如果我真象那位復興醫院醫生懷疑的那樣患有嚴重的腦血管疾病，這種病癥在那以后的十多年中不可能不爆發，我很可能會活不到的今天。那以后的十多年中，我的神經衰弱時常發作，有時還轉變為抑郁癥，這都證明那位只要我作低費用檢查的醫生作的“神經衰弱和神經性頭痛”的診斷是正確的。 

當時的許多醫院已經開始為盈利目的而購入昂貴的檢查設備并設法誘導求診者“消費”這種設備的檢查?？梢詳喽?，那位復興醫院的醫生要我在該醫院作昂貴的核磁共振檢查，目的就是提供“過度醫療服務”，讓我多付幾倍的檢查費。這是今日中國的那些行為市場化的醫院的普遍做法。 

在這個層次上，醫療服務供給者對其需求者的信息優勢可以使求診者被誘導去“購買”他根本就不需要的醫療服務，從而使醫療服務的需求者受到個人福利上的凈損失。在這種情況下，醫療服務供給者與其需求者之間的“市場交易”就成了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害的詐騙。這樣的市場交易將不會增進社會福利，反而對整個社會造成損害。 

其次，即使正確地診斷出了求診者所患疾病，醫生也可以利用他在應當如何醫治、到哪里醫治方面的信息優勢，誘導消費者多花錢以為自己個人牟利。 

2004年6月2日晚，我的右手中指受了嚴重的外傷，到北京的人民醫院急診室包扎后，該急診室的醫生說我需要馬上作一個小手術，而他們那里作不了這個手術。但是，他們不推薦離人民醫院很近的、號稱全國治療骨科外傷“權威”的積水潭醫院，卻讓我們到更遠得多的萬壽路